财联社6月22日讯（记者 张曼玉）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加速融合，催生数字文化产业的快速崛起。

最近，中央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

《意见》甫一出台，旋即引起资本市场关注，相关板块紧跟异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韩子勇看来，这不但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加快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抓手。

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国唯一一所集艺术研究、艺术教育、艺术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艺术智库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在70年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汗牛充栋的传统艺术、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未来如何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这批资料？如何将这些珍贵资料数字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工艺美术馆馆长韩子勇在接受财联社专访时表示，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带入快车道，也推动了数字化文化消费场景营造的进程。

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验。

尊重文化资源和数据的多样性、多元性

财联社：最近，国家出台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你怎样看待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义呢？

韩子勇：事实上，“数字化”并不是一个新词汇，而是由来已久，并且它和“信息化”是相伴而生的。文化数字化在我们国家也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有许多成功的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所下发的《意见》当中，有几处值得关注并且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地方。

第一，是强调全。《意见》中明确提出，国家文化数据要整合现有数字化文化资源，同时要加快对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从而对中华文化进行全景呈现，在这个基础之上，将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与全民进行全面共享。这是一项非常宏大的规划，不仅数量大，而且难度也大。

第二，是强调供给和共享。《意见》中要求文化数字化的最终成果是形成线上线下立体覆盖的文化供给体系，要求全面开放文化数据，使所有成果都能够为全民共享。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来之于民，也应用之于民，享之于民。

设立这样的目标，需要开阔的胸怀；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博大的雄心。

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数字技术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对文化资源进行存储、开发、利用、重构、传播、再现与延展，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一直以来的努力方向。

近些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精神精华，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是国家软实力的根本，是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数字时代对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来说，无疑是一大福音。数字化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是文化强国必经之路。

财联社：如你所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是一项非常宏大的规划，数量大，难度大，那么，要将如此庞大且纷繁复杂的文化数据进行整合，需要注意什么？

韩子勇：科学合理的整合可以使相关的文化数据互为补充，形成合力，也能促使民众更加宏观、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这其中，可能有许多需要考虑或者说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需要考虑文化数据的性质，学术研究资料与艺术赏析资源能否整合？是否需要对孤本、绝版等重点资源予以单独考量？是否需要观照文化数据现有的结构和管理机制？

这项庞杂的工作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结合实际情况，充分尊重文化资源和数据的多样性、多元性，充分保持原有特色和竞争力，循序渐进，分步实施，朝着统一的方向逐步推进。

数字化可以让艺术藏品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

财联社：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有很多珍贵的艺术藏品，在藏品数字化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推荐？

韩子勇：早在2005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藏品数字化工作就已经启动。近年来我们加快了数字化抢救、保护的脚步。就拿古琴来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古琴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和保护单位，收藏有全国藏量最大的琴器、早期古琴录音和珍贵善本琴谱。

近些年来，我们对所收藏的琴器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化采集和出版，对其中最重要的琴器进行三维建模。我们对所收藏的古琴历史录音进行全面整理，将1950-1970年间采录的部分珍贵古琴录音出版（《丝桐神品——古琴（1950-1970）》，共30张CD，收录274首琴曲），成为当时体量最大的单种乐器音像出版物，并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财联社：今年4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线传统音乐的新网站“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据了解，现在听到的这些中国传统音乐录音已经是数字形式，那么这批档案是如何进行数字化的？

韩子勇：物质载体的文化遗产都可能在时间的长河中发生变化甚至灭失，但数字化可以让它们摆脱物质形态的束缚，在数字环境下留存较完好的样态和更丰富的信息。

从前面谈到的音响档案的特殊性可以看到，音响档案的数字化保护工作有很大的难度，主要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难点。第一个是时间问题，简单说就是要快。由于音响档案可保存的时间相对较短，因此，要在它有限的寿命中，尽早尽快对其中所留存的内容进行数字化抢救和保护，否则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第二是保真，要在保护管理好原始载体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科学准确地提取原始的声音信息，还原它所记录的声音内容，这就涉及到专业设备、专业技术、专业人员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

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世界的记忆”后的20多年里，中国艺术研究院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数字化抢救保护工作。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的数字化工作最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音响档案保护专家亲自指导，全面借鉴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的、国际通行的标准和规范，包括还放设备、操作流程、技术标准、存储规范等等。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我们遵循了档案保护的基本理念，坚持秉承保存历史信息、忠实原始音响的基本原则，尽最大可能提取声音信息，并且不对所采录的原始音响做任何降噪之类的美化与修饰，从而保留记忆，还原历史。

在数字化保护过程中，我们组建了由音乐学家、音响工程师、音响档案资料管理员三合一的专业团队，形成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由于资料所涉采录、转录人员较多，历时较长，且部分经过转录，因此会出现原始数据中有错讹，记录不统一、不完整等等情况。经过多方不懈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我们取得了显著成果，建成了一个数据量庞大的音频专业数据库。刚刚上线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网站就是这个数据库的发布平台。

文化遗产载体的数字化和数字资源的社会化、公开化进程，不是以前把藏品锁在库房里，数字化以后又把数据封闭在数据库里，而是要面向社会大众发布和共享。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世界的共同财富，因此，“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面向全社会、全世界开放使用。

建成一个开放性数据平台

财联社：未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对于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数字化方面还有哪些规划？

韩子勇：应当说，“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的建设很好地呼应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的相关内容和要求，这是偶然的，更是必然的，这是趋势，也是形势。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是我们在这项工作上的一个起点，未来我们还将在资源共享上做更多的探索和努力。实际上，我们致力于将这一数字平台建成一个开放性数据平台，不限于资源共享，也包括资源共建。通过共享和共建的方式，不仅可以使平台里的资源内容更加丰富、历史信息更加准确，同时也能唤起民众的参与感，使每一位关心传统音乐、热爱传统文化的人都被赋予一份历史责任感，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

人物简介

韩子勇，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國工藝美術馆馆長，研究员。

中囯文联委員、中國作協委員、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理事会副理事长、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囯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詢委員會总协调人。

出版文论等专著、文集20余种。其中《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一书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