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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SpaceX再发射58颗“星链”卫星 中国“东方红”呼之欲出背后的资本冷与热
2020.06.14 09:05 科创板日报记者 戚夜云

《科创板日报》(上海,记者 戚夜云)讯,美国东部时间6月13日5时21分,SpaceX猎鹰9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成功发射第九批58颗“星链”卫星,自此SpaceX累计发射540颗“星链”卫星,并开启拼单发射任务。

而在此前,北京时间5月30日,SpaceX龙飞船将两名NASA宇航员送入太空,民营企业历史性首次实现载人航天,全球商业航天也迎来里程碑式事件。

SpaceX成立于2002年,埃隆马斯克用时18年创造了历史。于是,一道既命题宏大又任重道远的问题,迅速摆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面前,“商业航天开启后,多久才能再现民营版的东方红”?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制造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当年的收音机,还能听见东方红一号从太空向地面传来熟悉的“东方红,太阳升”歌声。

46年之后的2016年,中国将每年4月24日设为航天日。此时的航天已经开辟出了新的战场。曾经万人一杆枪航天事业,完成0到1的突破之后,1到100的商业市场,则由民营企业接棒。而设立航天日的初衷,在于激励航天人“抓住战略机遇”。

对标SpaceX

创造历史一周之后,埃隆马斯克已经坐耐不住,向全体员工发送了一封内部信。信中告诫自己的团队,除了任何可以降低载人龙飞船返回地球风险的事情,SpaceX的首要任务将是开发星际飞船。

除此之外,在龙飞船与猎鹰9号升天之前,SpaceX成功发射并部署了第七批60颗星链(Starlink)卫星,拥有入轨卫星总数达到422颗,总量已经超过俄罗斯与中国之和。

实际上,美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成熟,并不是SpaceX一支独秀。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旗下的蓝色起源(Blue Origin)、波音(Boeing)、Sierra Nevada、Orbital Sciences、Virgin Galactic以及美国人创建OneWeb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商业航天产业兴起于美国,美国也是全球商业航天产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国家。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全球商业航天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美国商业航天产业繁荣的原因之一在于不断推出商业航天资助计划。尤其是NASA公私合作,航天项目“民营化”,更是成就一批美国民营企业“百花齐放”。

就在SpaceX同一时间,中国公司星际荣耀完成“焦点一号”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发动机二次启动长程500秒试车。跑的最快的星际荣耀也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民营航天还没有把载人航天作为近阶段目标?

“因为载人航天与深空探测是航天中技术水平要求最高的领域,要发展载人航天,第一步是要具备入轨发射的能力,其次要具备连续成功入轨发射能力,验证运载器产品与技术可靠性,有了这些基础,才可以展望未来的载人航行。”星际荣耀副总裁姚博文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中国的商业航天长路漫漫。

“完成航天基础能力建设后,下一步需要提效率、降成本、优化技术、持续迭代,民营的优势体现出来。”九天微星创始人谢涛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商业航天的重要性。既可以促进体制内航天的活力,同时这种倾斜也可以拉动整个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发展。

以6年的发展路径对标成熟几十年的体系,我国民营航天发展势头猛烈,但同时短板也较为明显。

6年,资本冷暖:冷

2015年,谢涛创办了九天微星。他在北京进行融资路演。

一天,路演结束后,一位从深圳特意赶过来的投资人,对谢涛说:“我觉得你思路缜密,很理性。”谢涛不解,对方说:“你们项目在上会的时候,大家都笑出来了,觉得你要么疯了,要么就是骗子。”

2014年11月27日,国家颁布了重要的60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60号文件被视为商业航天的重要信号,更明确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第一批民营航天企业就诞生在60号文件前后。

政策的松绑信号,在资本市场有所滞后。第一批民营企业在融资时,均都经历艰难的历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状态,有一些投资人就是出于好奇,来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正常的。”谢涛说,九天微星当时向两三百家公司发了BP,回者寥寥无几。

经济学博士,法律学博士后刘安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国内风险投资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深度、广度、包容度等各个方面欠缺,市场整体失之于浮躁,要求短期内套现离场,对于需要长期投资布局和“从失败走向失败”挑战未知的公司而言并不友善。”

胡振宇的情况更为特殊的是,创立翎客航天时,93年出身的胡振宇大学尚未毕业。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翎客航天成为国内首家从事运载火箭研制的创业公司。但是这样的身份标签,让胡振宇一夜成名,也让他火箭之路受阻。

即使翎客航天成功实现了新一代可回收火箭的发射及回收试验,完成了从0到1的跨越。但是每次面对新一轮融资新的投资人,胡振宇作为企业掌舵人,总是因“年纪轻轻,资历过浅”引发质疑。

去年5月,翎客航天更换CEO引发全行业关注。胡振宇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选择卸任CEO,由联合创始人楚龙飞博士担任。而楚龙飞,曾就职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胡振宇认为,许多投资人以同一套标准在要求所有的企业。“牵头人是否专家,团队规模、技术路径的选择都存在争议。”他无奈的表示,“2015年,几乎所有投资人都认为民营企业不该研究液体发动机和可回收技术,因为太烧钱了。虽然现在已经普遍认可火箭回收的趋势,但还是有片面的声音,认为哪怕采购固体发动机,也要尽快把卫星打上去,进入市场。”

相较而言,“国外投资机构会更看中企业,是否在火箭回收,液体发动机等方面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而不是强调企业能否以最短时间进入市场。”胡振宇补充道。

6年,资本冷暖:暖

谢涛拿到第一笔融资已是2016年中。几乎绝望的时候,他与中科创星基金的米磊博士接触上。这一次路演,谢涛记忆深刻,因为会议里坐满了三四十人,很多是科学家与工程师。技术上相谈甚欢,促使谢涛第二天就拿到了投资意向书。

九天微星成为中科创星决策最快的、第一批投资额过千万的天使轮项目。

这时候,商业航天政策也持续加码。2016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正式通过“十三五规划纲要”,《纲要》第七十八章是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同年12月,国务院办公室发布《2016中国的航天》白皮书。

谢涛总结从天使轮到B轮的四个阶段,“不相信、观望、热潮、回归理性”。2016年几轮政策,开启了商业航天的热潮。不仅民营航天企业数量激增。根据航天加工程技术研究院数据:2017年,17家企业融资额度至少21.6亿元,赛道上非体制背景,仅星际荣耀、天仪研究院融资金额接近亿元。

星际荣耀也诞生于热潮。星际荣耀副总裁姚博文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因为企业发展战略、技术发展路线的正确性,团队技术实力的可靠性以及核心团队的稳定性,星际荣耀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节奏稳步发展,融资过程比较顺利,选择的资本都是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 ”

尤其是繁荣的2018年,头部企业百舸争流。翎客航天实现T3火箭低空回收,九天微星发射了8颗卫星,星际荣耀完成2枚亚轨道火箭发射。数据显示,投资商业航天的机构数目从2015年的24家增至2018年的9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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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前瞻研究院)

得以自证的民营航天企业,吸引了大量知名投资机构,华创、高榕、晨兴、IDG、顺为、险峰、复星均首次进场。经纬、顺为、鼎晖、复兴,当年星际荣耀连续四个月,每月一轮融资。

两年突破入轨能力,星际荣耀是民营航天企业中速度最快的一家。分析原因,姚博文强调两点,一是星际荣耀选择轻资产模式,载火箭研发需要的所有的基础设施,以部分租赁部分自建的方式降低资产的负债率,保障公司的现金流,从而实现快速迭代,小步快跑。 ”另一方面,星际荣耀为了吸纳人才,全员持股,而不是期权。“公司成立以来,员工整体流失率较低。”

2019年开始资本寒冬。根据哈工创投不完全统计,2019年商业航天融资总额减少了1/3。资金开始集中到头部技术实力较强的团队。九天微星B轮融资,为国内已披露的民营卫星公司最大单笔投资。谢涛透露,其中国富资本跟踪接触九天微星三年,最后2019年底再度上门时,投资意向十分明确,最终15分钟敲定。

相比后来者,第一家商业航天企业翎客航天较为低调。胡振宇在创业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不争做中国第一个发射运载火箭,而是第一个拥有可回收火箭的公司。2019年8月,翎客航天完成RLV-T5可回收火箭第三次低空飞行及回收试验,为国内经过实际飞行试验体量最大、验证回收技术高度最高一次,并且已经重复使用70次。胡振宇透露,翎客航天最快将在明年完成亚轨道回首火箭发射任务。

卫星互联网率先迎曙光

商业航天领域一直少见互联网企业身影。小米创始人、顺为资本创始合伙人雷军是赛道上罕见的互联网大佬。顺为资本投资了四家商业航天公司:星际荣耀、银河航天、千乘探索、深蓝航天。在两会上,雷军已经连续两年为民营航天奔走。国内商业航天公司已近百家,我国在商业航天立法、行业政策、资质准入、资源共享、市场培育及产业发展等方面仍不够完善。

据悉,目前中国首部《国家航天法》正在快马加鞭,2019年已经列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我国需要一部航天法系统性规定商业航天活动的准入门槛,监管体制、寓军于民体系和具体操作办法、航天人才体制内外流动机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航天行业的激励措施等,以便各方明确预期,各尽其责。”刘安表示,“在航天法之外需要依据法律灵活制定系统性的产业政策,重点在于协调军民体系与关系。”

2019年,《关于促进商业运载火箭规范有序发展的通知》中,就曾提到,积极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完善政府采购商业航天产品与服务机制,创新政府服务模式,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相关航天活动。不过,一些具体细节的落地仍然需要时间。

如在争取国家技术改造、条件保障方面的经费上,民营和体制内能否一视同仁。“比如要做一条卫星产线,如果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前期压力就降低些了。”谢涛表示,在资源的共享方面,如电磁检测环境、高端的实验设备,对民营企业来说建设成本过高。“以前这些是由国家投资,重点保障国家大型工程以及任务,未来希望也可以向商业公司开放。”

刘安也说道,“国家在产业政策上首先要厘清民营商业航天的定位,其次要在审批和涉军相关审批上明确民营航天企业的负面清单,再次要在科技人力资源和发射订单上倾斜扶持民营航天企业,形成有效的竞争格局,最后,要给与民营航天企业充分的金融支持与财税激励。

在民营航天领域,卫星互联网率先迎来政策性春天。4月20日,卫星互联网被纳入“新基建”范围,上升为国家战略性工程,被业内称之为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纳入新基建是分水岭,之前五年是游击战,各自为营,从现在开始,将进入阵地战。新基建带来批量卫星的制造、发射,目标、客户、模式都非常清晰。”谢涛强调,不管是对于卫星、火箭,还是上下游产业链,未来五年一定是卫星互联网最大的机会。

天风证券预测,到2028年,预计我国卫星互联网总收入或可达580.5亿美元(3993.84亿人民币)。2021年将有可能出现22.5亿美元的卫星制造市场,卫星互联网应用与地面设备在2028年可以达到500亿美元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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