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开局并不顺利，全球疫情尚未结束，国际形势诡谲多变，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不过，无论在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下，有一件事可能是应对复杂的极简策略：把认定的事做到极致。

今天我们想介绍一位企业家——澜起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崇和先生。30多年来，从硅谷到上海，从创业成功到二次创业，无数风口涌起、消退，无论大环境怎么变，他从未换过赛道，始终坚守此前在国内并不受关注的芯片行业，且专注于数据传输与数据存储的效率与安全领域。

杨崇和先生于2004年创办的澜起科技，是国内为数不多专注于芯片设计领域，且产品在细分领域做到了世界前两名的半导体公司。澜起科技的产品线并不复杂，主打内存接口芯片，但它做到了“不可替代”，让全球芯片巨头英特尔看中其产品，并投资入股。2019年7月，澜起科技作为国内硬科技企业代表，首批登陆科创板。

云锋基金自2014年开始持续关注澜起科技，2017年，云锋基金投资澜起。在云锋基金合伙人夏晓燕看来，“杨崇和先生的专注、谦和、执着令人印象深刻，他对芯片行业的信念、对技术的精研、对创业的澎湃激情和对公司运营的沉稳掌控，正是云锋推崇的企业家精神的最好体现。同时，澜起所在的数据中心市场是未来硬科技比拼的大市场，云锋基金看好澜起的发展。”

关于芯片行业：“中国芯”不可能一蹴而就

最近两年芯片突然成了风口，好像大家都在谈论芯片，澜起科技也因芯片备受关注。这一波“芯片热”以前想过吗？

杨崇和：1994年回国以来，我一直专注于芯片领域。有些朋友和我开玩笑说，你如果当时弄个互联网公司或者开发房地产什么的，早就发财了。我说，只能怪我在芯片行业里陷得太深，拔不出来了。

玩笑归玩笑，其实我回国25年来一直坚信芯片是有前途的，芯片产业也能够发展起来。理由很简单，芯片是信息时代的“发动机”和现代工业的“粮食”，它本身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最近一年多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芯片成了热门话题，走到了风口。但对于芯片企业来说不论环境冷暖，风向逆顺，都要以谦卑的态度潜心技术、尊重市场。只有如此才能做好产品，把握市场。

芯片这个风口会不会一窝蜂地来，一窝蜂地走？

杨崇和：魏少军教授（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和我说，目前中国大陆的芯片设计公司超过1700多家！所以“一窝蜂”已经来了。这也是产业发展过热的一个表现，肯定有泡沫存在。同时也要看到，一个产业的大发展时期，泡沫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产业发展所需要经历的。

从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铁路建设到上世纪末的互联网兴起都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同时也催生了整个产业。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芯片产业成熟之后，即便是中国大陆这样巨大的市场，恐怕也不需要1000家设计公司，未来会是一个逐渐并购和整合的过程。

芯片行业的特点是需要长期、深层次的积累，想要取得成功的企业要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 从粮草到心态。“中国芯”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今5G、AIoT等应用的到来，被视为新的风口，对于准备好的芯片公司是巨大的机遇，但现在的1700家公司恐怕不是每一家都准备好了。

你觉得中国的芯片产业和美国相差多少年？主要差距在哪里？

杨崇和：和美国及其他半导体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集成电路产业仍有很大的差距，除了技术本身的落后之外，产业结构也不够合理。尽管近几年芯片设计产业发展迅速，但仍然大量集中在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市场，大家一起打价格战，互相厮杀。过低的利润难以让企业通过健康的研发投入来提升产品的市场地位，导致恶性循环。在制造方面也相对分散，不容易聚集财力和人力办大事。

总的来说，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和投入，不能指望短短几年就获得回报，真正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起来，除了下决心，也要有定力，要把行业“短板”补齐，踏踏实实坚持做下去。

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崇和：其实中国的芯片研发并不晚。黄昆、谢希德等前辈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半导体人才。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都比大陆起步晚，但是都成为当今的半导体“强力集团”成员。

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科技研发的停顿原因众所周知，而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没有赶上半导体产业的步伐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导向偏向于传统的工业化，而非现代的信息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乃至税收政策均无例外。

现在举国上下都看到了芯片产业的重要性，都在关心，一些问题也在逐渐改善。然而，芯片的产业链既深又长，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完整地打造芯片产业链。

此前的日韩贸易摩擦让我们看到，即便是韩国这样的公认芯片产业强国，缺了几种看似不起眼的日本原材料，整个工厂就面临停产的困境。

芯片产业的发展还是需要开放合作，最后融合于国际产业链中，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能离开谁。而闭门造车是不现实的。

最近两年中国开始很重视芯片行业，你觉得我们的主要机会在哪？

杨崇和：一个海量数据的时代正在到来，人工智能在物联网、5G、医疗健康、自动驾驶等领域的应用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巨量数据，这些数据的处理和使用将会对芯片提出全新的需求，它们正是芯片行业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广阔的市场空间给芯片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且随着国内企业技术研发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内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也将会发现新的发展契机。

关于创业经历：只有“先做强”，才能“再做大”

最初为什么会选择半导体这个行业？

杨崇和：因为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个专业，工作也是从事的这个行业，创业自然要找自己熟悉的领域，俗话说“生行不入，熟行不出”。

差不多30年时间，你一直专注半导体行业，而且一直专注于半导体行业中的模拟与混合信号领域，无论新涛还是澜起科技，无论是做机顶盒芯片还是内存接口芯片，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细分赛道？

杨崇和：还是因为自己一开始就在模拟与混合信号领域中耕耘，不论是博士研究期间还是后来从事研发工作，都没有换道。逐渐积累了这个领域的知识和经验，自然也就在这个领域一直做下去了。我从离开学校，就一直没有离开所学专业，不论工作还是创业，其实很多创业者并非如此。

创业一路走来，如何做到专注？很多人创业时稍有成绩就想扩张，你受过这种诱惑吗？如何克制扩张的冲动？

杨崇和：我一直相信只有“先做强”，才有可能“再做大”。找一个适合的领域，埋头苦干、精耕细作。没有在自己的领域做到前两名时（因为第三名已经没有肉吃，往往只能喝汤了），不要急着跑去耕别人家的田。有了这样的理念，不需要克制也能专注。

创办新涛且完成并购后，为什么会选择连续创业？是新涛尚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吗？

杨崇和：这确实是一个我当时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很多人创业成功后就去做投资了。但我可能在半导体行业陷的太深了，拔不出来了。另外也觉得集成电路这个行业总是要被重视、要起飞的，是一个大有前景的行业。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决定留在行业内继续创业。

二次创业时你已经40多岁了，财务自由，要从头开始，而且要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有没有过动摇？

杨崇和：那倒是没有。我当时仔细分析了产业形式和经济大环境，觉得半导体产业的前途是非常好的，可以大干一场。财务自由和做事情并不矛盾。

从你的人生经历来看，不跟着环境随波逐流的主动选择很多，包括毕业后选了硅谷而不是更高薪的大企业；几年后又毅然回国，投身国内还一穷二白的芯片行业；新涛成功后，又二次创业做澜起科技。在做关键决策时，你是怎样思考的？

杨崇和：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对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也要自己去想一想。另外就是尽量垫起脚尖让自己看得远一点，我一直坚信中国芯片产业会有光明的前景。在看到前方的光明之后就不难做出起航的决定，之后的事情就是坚持，风雨无阻。

芯片从设计到制造要把数以十亿计的半导体器件集成在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按照尹志尧博士（中微半导体董事长、CEO）的说法，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复杂的玩意。要把它玩好，实在太难了！只有心无旁骛，才有成功的可能。

澜起科技最难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

杨崇和：我不太会回答“最”这类的问题。十五年来，澜起科技在成长中遇到过各种困难，我们都克服了，走过来了。如果一定要答“最难”二字，我想应该是：在遇到新挑战时，如何战胜“旧我”来迎接挑战。我一直认为，最难的事情是战胜和超越“旧我”。

研发内存接口芯片时，澜起科技错过了几次大的机遇，差不多十年磨一剑才做出现在的主打产品DDR4内存接口芯片，这期间很多竞争对手都放弃了或者死掉了。为什么澜起科技能成为不多的“剩者”？

杨崇和：我想这里面包含了三件事，第一，看清楚这是一个有前景的领域；第二，确认自己有能力做出一流的产品；第三，确定有足够的经费支持这个项目马拉松式的研发。

这个赛道上本来有十多家公司在竞争，大多数竞争对手要么看不清前景，要么技术跟不上，或者干脆钱没了。今天只剩下3家，变成“剩者为王”。

曾经有不少采访者问我，创业最难的事情是不是资金碰到困难。我说，这也许是大多数公司最难的事情，但是澜起科技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账上也有超过一千万美元。所以一些年轻朋友问我创业成功的窍门时，我喜欢用高秉强教授说的一句话来回答：确保进来的钱比出去的多！

钱没了，再好的产品和团队都归零。最后还要指出，我们有一个非常尊重创业团队的董事会。在十年磨一剑的煎熬中，董事会全力支持，没有打退堂鼓。

有人说你身上学者气质很浓，在美国时也主要在实验室做研发工作，很多技术创业者会因不懂市场、不懂经营导致项目失败。你刚开始创业时踩过哪些坑吗？是怎么克服的？

杨崇和：我1994年回国，那时国内创业的条件远未成熟。所以我加入了上海贝岭，筹建了贝岭的新品研发部，白天开发产品，晚上给工程师上课，还在复旦、交大设帐授徒，同时也花时间去了解市场。

1997年创建新涛科技，我是3个初创者中最年轻的，负责研发。CEO是岑英权博士，他是硅谷经验丰富的创业家，我在硅谷工作时的老领导黄浩明先生负责市场和销售，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新涛和IDT合并后，他们二位都“解放”了，我被“扣留”三年，担任IDT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到我第二次创业担任CEO时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所以说，我是幸运的，避免了初创公司会犯的一些错误和可能踩踏的一些坑。当然，创业之路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拥有坚定的信念和清晰的思路十分重要。创业是马拉松而非百米短跑，只有坚持，才能跑赢对手。

你之前的创业经历基本是线性延续的，未来似乎要从线变成面。澜起科技已经开始做服务器CPU，未来还要做数据中心的AI芯片。这个规划酝酿了多久？专注与扩张是否矛盾？

杨崇和：我前面说过，我们坚持先做强、再做大的策略。经过十多年的耕耘，我们已经在内存接口这个细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自然要扩展产品线，澜起科技专注在云端和数据中心，所以迈出了一步去服务器CPU领域，同时我们也开始研究，在数据中心和云端AI计算接下来的需求是什么？芯片应该提供怎样的解决方案？

初看起来，这两个新方向似乎和内存接口芯片没有直接关系，但其实关系密切，他们都是在服务器端，在云端。这样的布局好比下围棋，先做活了角，接下来去占边，然后扩展到中腹。与其说是酝酿和规划，不如说是水到渠成，水到渠成的事情自然不存在矛盾。

对澜起科技的长期愿景是怎样的？希望它成为一家怎样的公司？心中有对标的企业吗？

杨崇和：公司将专注于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科技创新，围绕云计算及人工智能领域，不断满足客户对高性能芯片的需求，在持续积累中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为社会贡献有益价值。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是通过持续不断的研发创新，提升公司在细分行业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为持续提升中国芯片企业的世界地位贡献绵薄之力。

你曾说过硅谷精神对你的影响很深，你最推崇哪家硅谷企业的模式？

杨崇和：二十世纪早中期在电子科技领域的主要创新是由大公司的实验室做出的，比如AT&T的贝尔实验室、IBM的沃森研究中心、RCA的沙诺夫实验室等等。但是到了后来，硅谷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很多新技术是硅谷的初创公司研发出来的。今天，硅谷早已取代了这些大公司的实验室，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硅谷的精神是让创新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部分是由风险投资来协助完成的。价值来自市场，所以硅谷对市场的敏锐度很高，硅谷的公司跟随市场，跟随需求，讲求进度和效率。我们推崇的是硅谷的创新精神，倒并不是哪一家具体的公司。硅谷的公司有盛有衰，但硅谷精神支持着新的创新不断涌现。

国内很多芯片企业都是单一股东控股或依附某个巨头企业，像华为海思、清华紫光、中兴微电子，澜起科技很特别，股东众多，既有战略投资者，又有财务投资者，澜起科技选择股东时有什么考虑？

杨崇和：我们这样的股东结构更像是一家硅谷的公司。事实上，来自不同背景的投资者的投资是对澜起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肯定，对促进公司加快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也预示着澜起科技即将步入全新的发展轨道。

创业一路走来，对资本的感触应该很深，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后来者？

杨崇和：一个企业的持久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此次澜起科技登陆科创板，进入资本市场，为澜起科技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更好的契机、更广阔的舞台，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企业加入进来，依托上交所平台优势与资本市场的支持，进一步做强做大，共同推进中国的科技创新。

关于个人：坚持“无用之事”

是否可以分享一下你喜欢古典艺术的缘由？你的爱好对做企业有什么影响？

杨崇和：约翰·拉斯金说过一句话：“伟大的民族以三部书合成其自传：记行之书、载言之书和艺术之书。想要理解其中一部必以其他两部为基础，而尤以艺术之书最值得信赖。” 也许这便是我想要了解古典艺术的原因吧。

了解艺术其实是“无用的”，但人的一生总要做些无用之事。唐代艺术史家张彦远对他的人生有这样的期待：“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 我无法达到张彦远的境界，但在业余时间里还是要向他学习，所以喜欢古代绘画就成了我向张彦远学习的具体表现。

看画虽然是业余的兴趣，看多了慢慢也有一些体会。那些不急不躁，对激情有所控制，对想象力有所约束的作品往往更能博得人们对其长久的欣赏。而激情四射的画作给我们的体验更像观看一幅广告，可以在瞬间抓住你的眼球，但时间一长它的吸引力就会下降。

绘画作品的这两种风格也许对我在企业管理和产品开发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想开发出技术和商业门槛高的产品，就必须放弃急于求成的模式，要能耐得住寂寞和辛苦，如此打造出的产品才有可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和相对长久的地位。我曾和工程师们说，要像明代木匠那样做芯片。

止为潭渊深，动作涛澜起，这句启发你给澜起科技命名的诗，能否形容你的性格？

杨崇和：这句诗和我的性格没有什么联系。它是为给公司起名字选用的。我之前创立的公司叫新涛科技，“涛”后面接着“澜”，“涛澜起”蕴含着澜起科技对新涛的延续之意，更有“后浪推前浪”的期望。我也希望中国的芯片设计行业可以后浪推前浪，蓬勃发展。

在生活中是否有一些坚持很多年的事情？

杨崇和：前面提到，人的一生要做些“无用之事”。今天大家都太忙了，都在忙有用的事，我也不能例外。坚持做一些无用之事，其实很不容易。多年来我时常告诉自己要去做些无用之事，读些无用之书。但是我做的也并不好。

平时怎么分配自己的时间？公司哪些事情你会亲自过问？

杨崇和：有一阵子996成为热门话题，可是我年轻的时候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公司，赶项目时常常两天睡一次觉，没人管什么996，硅谷就是这样建成的。所以时间的分配其实很多情况下是不由自主的，即便今天也是如此。当然，在忙里偷闲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做无用之事。

管理公司依我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CEO冲在前边，团队做后援。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更适合Steve Jobs那样的天才；还有一种是CEO做后援，团队向前冲。某种意义上讲，CEO是负责搭建舞台，团队是演员，各显其能。这样的方式似乎更适合我这样的普通人。

平时怎么保持学习不落伍？遇到不懂的问题，是一个人思考还是向人请教？

杨崇和：保持对事物的好奇心很重要，只有如此才会去不断学习和钻研，这也是我不停探索和学习的动力，不论是科技还是艺术史。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懂的人请教，自己憋着瞎想，不是聪明的做法。不断学习、不断反省才能进步。

哪位企业家对你的影响最深？

杨崇和：Bob Noyce。（备注：Bob Noyce是集成电路的专利所有人，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和英特尔，奠定了早期硅谷的产业特点，被誉为“硅谷之父”。）

你个人的梦想是什么？

杨崇和：我25年前回国，那时候年轻乐观，心怀梦想，觉得大干10年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有机会赶上台湾和韩国。现在1/4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还差很远。希望产业界同仁共同努力，再过10年看看能否圆梦。

将澜起科技送上科创板后，个人有什么后续的目标吗？

杨崇和：澜起科技还是一家小公司，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放眼国际上成功的大型半导体公司，他们在上市之后都有长足的发展，所以公司上市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接下来，我和团队都要专注于本领域的持续创新，不断满足客户对高性能芯片的需求，在积累中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为社会贡献有益价值。

我们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是通过研发创新，提升公司在所在行业中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为半导体产业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