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板日报》（上海，记者 金小莫）讯，6月初，创新药企业云顶新耀完成3.1亿美元C轮融资，刷新本年度中国生物科技领域融资记录。《科创板日报》记者在独家专访中了解到，与其他企业相比，中国、基础科研探索能力系其战略体系中的关键词。企业方面解释称，这是行业的大势所趋，亦为投资者所看好。

公开资料显示，云顶新耀成立于2017年底，系康桥资本投资孵化的企业，目前通过license in等合作研发模式已拥有8个潜在的First in class/Best in class分子组合。

在接受《科创板日报》记者专访时，其首席执行官薄科瑞（Kerry Blanchard）博士坦言，商业化开发前述产品是云顶新耀战略规划中的第一步；让First in class级新药在中国本土生长出来、打磨成型、进而进军全球市场是其长远目标，为此企业将储备科学家队伍。

“一则国际药物研发在向更前沿技术领域拓展，Me better药物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求；此外，中国的经济体量持续增长、发展空间向好，这为First in class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薄科瑞称，他期待与中国市场共同成长、分享价值。同时，他用手指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增长曲线。

《科创板日报》记者正对薄科瑞进行专访

ADC药物系全球七分之一

从云顶新耀既有的管线来看，其近期最为值得称道的First in class级产品为ADC药物Trodelvy。2020年4月，Trodelvy获准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至少两线治疗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数据分析公司GlobalData已将之纳入了今年有望诞生的十款重磅药物之列。

“这是一种全新的治疗方式，和其他的不一样。”薄科瑞用中文强调称，目前全球已获批的ADC药物只有七个。2019年4月，云顶新耀以8.35亿美元的合作价从其原研企业Immunomedics处获得独家许可协议。

ADC即抗体偶联药物，由抗体药物、小分子细胞毒药物和链接物三部分组成，与传统药物相比具有高靶向性、低毒副作用等优点，近几年备受关注。据ClinicalTrials.gov的信息显示，全球在进行临床招募中ADC药物共有42项，已完成临床研究的有41项。

采访中，薄科瑞以两支笔、一瓶水为道具，分别代表抗体药、化疗药物、链接物三者向《科创板日报》记者形象地解释其原理：药物进入人体后，抗体药首先靶向肿瘤细胞，随之通过链接物将化疗药物递送进靶向肿瘤细胞并杀死肿瘤。

针对该药物，云顶新耀已计划启动多个实体瘤适应症的临床研发项目。“我们今年会开始2个临床研究项目。”薄科瑞称。

“过去十年里，针对原研药进行相应Me Better开发的药物或还有市场空间，但现在已经是First in class的时代了，毕竟新靶点、新治疗方式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为患者更早解决疾病问题。” 薄科瑞对《科创板日报》记者称。

到中国是大势所趋

除前述商业化开发项目外，云顶新耀计划向基础创新领域延伸。薄科瑞解释称，First in class药物研发的最大难点在于“找对靶点”，这需要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来支撑。“97%的药物都在临床上失败了，因为靶点找得不够对。”薄科瑞称。

因此，他计划于今年底启动科学家项目，拟招募十余人的本土科学家团队。“科学家团队所需要做的不是做一般的研发，而是discovery。这很重要，以科学家为平台，会给企业带来新的创新活力。”薄科瑞说。

同时，作为业内人士，薄科瑞注意到世界新药创新资源有集聚到中国的趋势。“我认识的很多科学家都来中国了，大家都相信未来的机会在中国，我们的国际投资人也非常坚信中国。”薄科瑞称。

“你能相信吗？2002年当我认识李革的时候，他的团队只有3个人，如今药明康德的市值已逾千亿人民币！这就是中国市场的成长性。”薄科瑞说。

其个人履历显示，薄科瑞本人是早期来华试水并最终扎根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之一。他曾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医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终身教授。于2010年作为礼来中国外部创新高级副总裁来到中国工作直至退休。2018年加入信达生物，任首席科学官。于2020年2月履新云顶新耀。

此外，云顶新耀未来生产基地已签约落户浙江嘉善，规划总投资为100亿元、用地177亩。之所以选择自主生产模式进行生产，薄科瑞解释称，这系因部分药物生产难度系数高所致，以及考虑长期市场供应保障。

“这样，虽然我们起步于development，但完成了从development到discovery到生产的全链条布局，以后还要扩张、要延伸。”薄科瑞称，其目标是将云顶新耀打造成安进这样的新兴的龙头型制药公司。

后者是由科学家和投资人于1980年创建的创新药探索、研发、生产、销售企业，目前名列福布斯全球企业第162位。

公开资料显示，薄科瑞曾主导呋喹替尼、PD-1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等明星药的基础科研。

以下为其他问答实录：

问：您曾经是医生、教授，因何选择进入生物医药企业进行药物研发？为何会选择中国市场？

答：我曾作为医生在哈佛医学院就职，工作方向是骨髓移植。作为医生，我所能救助的患者数量是有限的，在我45岁那年，我想投身产业界、研发新药，用科学力量去救助更多的人。后来，我去了礼来，带领团队开发了17种化合物，这还挺了不起的，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如果你问他：你做了多少个药？很多人的回答可能是1个。这就是学界和产业界的区别。2010年我来到了中国，中国拥有体量更大的患者人群，我希望用创新药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在我的办公室里现在还放着写着“来中国、为中国”的座右铭。

问：2020年您已经退休了，为何还会再选择云顶新耀“出山”？

答：我和康桥资本的“三观”非常一致。我们都渴望做First in class、都看好中国市场、都希望将First in class、Best in class的产品从中国带到世界。我非常喜欢中国，中国的战略规划、它对基础科学的支持等等都让我非常认可。

问：云顶新耀的团队构成是怎样的？

答：我们有120个员工，其中有3个CMO（即首席医学官），这是“顶配”的，一般企业只会有一个CMO，这也说明我们的临床能力是非常impressive的。全部员工分配在三个项目里，分别是肿瘤团队、抗生素团队、心肾团队。现在有4个临床项目正在推进中，今年还会再有2个临床项目。

问：First in class级新药上市后，一般价格都很高，您怎么看待可及性问题？

答：我认为药价是基于药物本身的价值的。你知道新药研发的投入就很高，如果没有一定的机制来reward创新，创新药研发恐怕就很难可持续下去。同时，中国市场一直在成长，人均GDP也在增长，如果现在开始布局，若干年后有新药实现上市，我认为那个时候大家的可支配收入也在增长，也许到那时，并不是那么不可及。所以现在进入中国市场很重要，否则可能会错失未来分享发展的机会。

问：现在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助加速新药研发，比如说AI，云顶新耀是否会和这些新企业合作呢？ 您又如何看待新药研发中的不确定性?

答：我们正在和一家AI企业接触中。但你知道药物研发最核心的在于靶点选择，特别是在肿瘤药领域，97%的在研药在进入人体后都失败了。这还是靶点的问题。如果你找错了靶点，AI或其他工具只能提前证明你的错误，却很难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我在基础科研领域有45年经验，经历过无数次无数次失败，but we just never stop。我曾经有4个病人，可惜现在他们都已经去世了，如果他们能撑到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治疗他们的疾病了。所以，the patients are waiting，救助他们则是我们的destiny。